1、苏联为何要援助中国？
当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表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盟友，斯大林对此大喜过望。斯大林明白，中国不仅是在为朝鲜作战，更主要的是在为苏联作战，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因此，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向这位勇敢的盟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这些共同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直到1952年下半年，板门店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
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同日，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些情况。
第三天斯大林便复电称：“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还亲自对金日成进行说服工作，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不妥协立场。
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
2、军事层面的援助
首先，在中国出兵不到半个月，斯大林便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运输线的战斗。11月1日，驻守在沈阳地区的苏联米格-15飞机在安东一新义州地区首次投入战斗，一举击落两架美国飞机。不久，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第324这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此时，第64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
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1951年3月初，斯大林进一步满足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同意别洛夫指挥的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可以为守护机场的部队提供高射炮及炮弹。
3月15日，斯大林通知：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尽管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破坏，苏联空军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
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已经形成了一条令美国飞行员胆寒的“米格走廊”。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
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
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在战斗中，苏联空军的歼击机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00多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前，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1950年10月28日，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说，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将在10日内交付中国500辆新车，年内再交付1000辆。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的。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将在两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只收取运费。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组建的有：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37毫米)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
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至于海军，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中苏第一个海军协定，即《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签字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
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二战时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武器，而苏联是当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3、经济层面的援助
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经济实力不足，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即要应付战争，又要恢复经济，的确是困难重重。斯大林及时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确有雪中送炭的作用。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
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这充分说明苏联援建的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
1950一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在恢复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中却占有重要地位。
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
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
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
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为了帮助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苏联还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料，这主要是通过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两种途径实现的。
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查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还提出“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
从1950-195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图书资料12万套册(中国提供苏联的只有2.5万套册)，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复制成本费。
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从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是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
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高级专家已达1210人。
这些专家满怀热情来到中国，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崭新气象，而且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干部和工人，他们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通过言传身教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此外，苏联还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
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
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仅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派往苏联留学的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学生287名。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
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人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而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一种潜在的矛盾。
4、贷款援助
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预计1965年可还清。
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抗美援朝的贷款呢?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
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的部分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
5、贷款为何如此少？
从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角度看，抛开战争的因素，这个贷款数额，无论就借方的能力，还是贷方的需求来说，都不算多。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截至1957年7月为止，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贷款数目达到280亿卢布。
对于发展中国家，1954-1957年给印度贷款10亿多卢布，偿还期12年。1954-1956年给阿富汗贷款4.13亿卢布，偿还期30年。1956-1957年给印度尼西亚贷款4.264亿卢布，偿还期6-12年。1959年又增加对印度贷款共25亿卢布。此外1953年苏联向朝鲜提供无偿经济援助10亿卢布，以后增加的贷款7.6亿卢布也经1960年10月签订协议免于偿还；1955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4亿卢布。
与此相比，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为数应不算少，约占给社会主义国家贷款总额的2/5，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却少的可怜，即不足给印度贷款的1/10。
这里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苏联不愿提供贷款，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领导人对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有关。除了战争期间对武器弹药的紧迫需求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对外借债。第一笔向苏联提出的3亿美元贷款，数额并不大。据查，仅1948年2月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
但当时并非苏联不愿给予，而是中国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为此对国内的解释是，“我们之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不过，此时中国不愿过多借债，到急需贷款时，苏联又未能如愿以偿地给予援助。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正文完）